加州大气资源局原局长：中国在清洁技术上创新能力强 同时减排要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
能见APP讯：12月15日，第二届“创蓝”国际清洁空气大会在京召开。加州大气资源局原局长Catherine Witherspoon在会上发言。她表示目前我们更多的关注以水为主的清洁化学合成过程，更多的使用清洁能源和新技术，中国在这方面潜力和创新能力非常强大。中国可以借鉴美国采在减排上采取更为严格的标准，而不是更为宽松的标准。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Catherine Witherspoon：我觉得真的就像一个电视明星一样，灯光很闪亮。我今天谈的是美国大气治理计划，《中国环境法》要求大家制定环境改善计划，国家政府也将出台相关的行动计划，我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国加州怎么做的，希望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借鉴。
川普确保了空气和水是至关重要的资源，应该给予重视，但是，美国环境部下一任主任可能反对制定更多的环境法所未来可能会从右转向左。所以，我们之前遇到过这样的，总统和环保部官员发表了相冲突的说法，其实之前里根总统也出现过这方面情况，总统一方面来自一个政党，观点和具体负责的官员完全不同。同时，过去40多年来都出现了这种情况，不管谁是总统。
刚刚也说到中国和美国一样，都遇到过坏空气的情况，四五十年代时候，美国东部和西部完全不一样，西部是臭氧情况，东部有很多燃煤工厂，包括燃煤的问题，看到这么多污染，公众也很不高兴，也要求政府有所作为，来缓解环境的情况。在60年代的时候，我们发现环保监控措施不足，差不多有两千万人统一在环保日那天在全美开展游行，要求政府加强法律法规，但是，70年代时候，环保部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了，从此之后有更多法律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和通过。
这张幻灯片是我之前做好的，我指出了中美之间体系上的差别，但是，根据刚刚我听到来自环保促进会和空气联盟的讲述后，我看到我们两者之间有很多差别，之前中国也做了很多努力，我发现中国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包括“十二五”规划，不同城市有不同的试点，每个城市有不同的任务，中国的项目可能要求大家回头总结经验，比如五年的或者长期的。而美国不同，美国是谁污染谁付钱，不管当地政府、州政府还是联邦政府，都有自己非常严格的规定，给工厂一定的时间进行合规，这是中美之间第一点差别。第二，中国非常喜欢做五年规划，但是，五年之后好象就没有长期规划，美国不一样，一般是中期规划，比如我们的规划是清洁计划，这个计划可能会调整，比如我们现在的规划是清洁空气，一旦医学界有新的发现的话，我们就会调整经验，我们也有所谓的五年规划，我们五年规划根本用不起来，所以，我们后来改了，我们像目标型的体系，我们有污染严重区、污染中型区和污染比较少的地区，让他们符合不同的规定。中国一般是以城市和省做规划的，而美国更关注以森林或者山区或者是丘陵自然地域划分，美国一旦发生污染，一般不光从行政领域污染的，而国内好象更多的侧重于行政上的指令，比如说我们更关注一些逆风区和下风区，比如在旧金山，海边空气很好，在内地，我们就会发现空气很差，哪怕在旧金山的话，我们就会分为南部和北部，还会分为农业区和工业区，比如说我们在农业区经常抱怨工业区会带来很多污染，所以，哪怕是在旧金山这样的地区，我们都会分为不同的管理领地。在联邦层面，我们也在考虑，比如从俄亥俄到东部一旦出现交通情况，究竟应该怎么进行职权的分化？当然，我们还在讨论。国内喜欢计算平均浓度，而我们喜欢计算峰值浓度，也就是最坏的天，我们只关注最差的，同时，我们只会给三天的极限，比如一年中只能有三天最差的峰值区。刚刚大家说了35天，可能中国有35天，美国不会有这么长的。同时，如果35天的话，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包括在每个州、每个城市每天都需要好天气，这也是美国的基本理念。
还有两点差别，我觉得可能不是很准确，现在有很多人都考虑到公共的健康以及公共健康为什么很难保证，一方面是GDP，如果GDP达不到，很难确保公共健康和就有情况，包括现在中国在做经济转型，我也去过很多中国省份，他们说要关闭一些工厂，但是，有时候政府不让，我们怎么能关工厂呢？关工厂以后没就业了。在美国不会考虑关工厂，但是我们确定公共健康是我们的首要考量，不光是现在，其实公共健康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大家在投资经济的时候，一方面会考虑经济的收益，肯定会考虑到长期的，我们也非常尊重世卫组织的决议，刚刚说到20年、30年的规划，但很难在二三十年间重振工厂，我们一般会做一些合并和并购，同时，我们还需要来自政府资金的支持，靠政府做一些碳市场和绿色交易市场等等。
这是我们美国的质量管理的循环圈，首先，我们设置一个目标，我们也设置一些子指标，有哪些污染物需要减排，同时，我们还和一般的研发机构合作，就像刚刚大家说到的环境容量，最差的标准是多少？没有风的情况，当空气停滞的时候。此外，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战略、控制措施，也有项目。这是我们政府职权的分配，联邦政府制定宏观的政策。同时，联邦政府制定法律，推定技术，联邦政府的法律是最低的标准，这也是美国的特色，而行业不一样，他们其实通常会通过更加严格的规定，因为工业尤其是企业要竞争，他们为了减排、为了提高效率，他们的标准比联邦政府的标准肯定高的多，所以，当环境政策推出来之后，工业、企业动作快的多，整个企业是为环境作出巨大努力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当地政府的规定处于联邦政府和企业的标准之间。
州级的需求，州级很容易收集各种科研报告，他们会提出具体的控制措施，同时，实施一些项目，他们会定期收集自己做的一些努力和进步。像加州，每个地方都有空气控制局，包括他们会做燃油、机动车政策。除了企业作出巨大努力之外，还有一些NGO，NGO擅长做一些法律法规方面的起诉。同时，一旦发现有太严格的规定，他们也会起诉，差不多3-5年整个流程更新一遍。
怎么让所有的规划统一起来？我们有一些政府间的合作，首先是美国总统，他应该直接领导环保局。同时，在加州，我们有自己的资源管理局，每个州的领导机构，每个州由一个局负责，让联邦法律法规得到最终的落实，而是州级领导局告诉市局该怎么做规划，但是，所谓的资源管理局的指标发出去之后，假如受到地方司局否定的话，一般按照地方司局规定执行，因为他们更了解当地情况，包括当地可能有一些拖拉机或者柴油机，假如对这些基本的交通设备作出了控制的话，当地可能会提出反驳意见，比如当地需要烧秸杆、需要发展农业，一般都是由当地政府说了算，一些高级官员要做的只是确保政策的正确方向，整个执行过程挺纠结的，但这是我们基本的模型，下面执行起来是有真正发言权的。
空气质量规划制定流程图，有些技术板块，有些证明板块，还有社会经济的分析，以及我们最终文件的出台和最后的流程是不是会导致人员变动或者成本的控制，这究竟会带来新的就业？还是会减少就业呢？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考虑的。
关键要素，在美国，大家必须有应急方案，我待会儿会跟大家说，所谓应急规划，就是说你制定的规划没用怎么办？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推迟，达不到时间表，那怎么办？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已经作出努力了，我们一开始需要采取应急措施，同时，还要展现出你的资金来源途径，虽然美国的基本理念就是谁污染谁付钱，但可能不能跟我们的上级领导说我们米钱，没有税收了，我们不能临时收钱，应该一开始就想好资金来源途径。在美国，一般每一种工厂都要付一定的污染费，我们有定额污染费，污染高的企业就要付额外的污染费，这也是我们第一步的资金，在有的地方，污染越多。比如司机就要多付30美元，污染的越多，可能以30美元为基点，不断的乘上去，尤其是高污染的汽车付的更多。做事情不光是有文件和理论上的东西，从联邦到地方都会有一些争议，但是，整个美国要做路线图，通过之后，就是法律文件，你签了字就要落实。同时，要展现出角色和责任，谁要责任哪块，公共和业界都会进行监督。所以，这也是确保我们的执行力。
关于政治方面的沟通，怎么样清洁？你需要获得很多批准，但是，最终选择的决策会影响到大众，人们需要了解决策的分析过程，不仅仅需要提供科学理论、提供行动计划，公众需要你详细的给他们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为什么是这样的时间表，你必须给他们清清楚楚的解释。对你旁边的政府，你也要对他说“我们之间是共同应对这个地区的环境挑战，所以，我们在制法、立法方面应该有相同的规章制度。”
控制问题采取的策略，我们最开始关注的是臭氧，后来，我们才发现PM2.5也会导致心脏病和其它的健康疾病，所以，我们不仅仅关注臭氧的治理，也开始着重解决PM2.5的问题。在臭氧当中所蕴含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是非常复杂的，有各种各样的燃料的废料，它们都可以造成臭氧，而且使其具有毒性。我们一路上找到很多污染源，有很多污染物可能会致癌，可能会导致其它的疾病。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些污染源、致病源，这样才能针对他们制定减排目标，制定一个科学的减排模型。而且，我们也要在不同区域因地制宜的采取措施，中国已经在这样做了。
我们怎么控制排放呢？我们总是不遗余力的寻求可得的最佳控制污染区域，我们希望实现的是99%的高效的污染控制技术，因为这关乎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关乎到我们的生活。每一分每一秒这些排放都在发生，这可能会攻击每一个人的肺，堵住他的肺泡，所以，我们必须不遗余力的获得最佳控制污染技术。我们希望使出全力来解决这一问题。每一个技术都是至关重要的，每个行业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汽车行业，制船、消费品制造等等所有的行业、所有生活当中的各个细节都值得关注，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空中有些没有燃烧的汽油挥发物，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没有燃烧的汽油挥发物从何而来的呢？其实在车库当中加油时候没有拴紧，所以，出现了汽油挥发到空气中的情况，所以，我们后来推出了相关的规章，让他们按要求进行加油操作，减少溢油和外泄情况，这样就减少了挥发。有时我们在汽车上也会优化技术，多用水，减少挥发物，从而减少对生命的威胁。我们之前从汽油转向了天然气，这是很好的转型。但未来何去何从呢？燃料的质量也真真正正是值得关注的，必须要有干净的燃料、高质的燃料，我们曾经关注了不同燃料的全生命周期对空气的影响，当有些油燃料使用完之后，它们会产生很多废气，如果不经处理对空气污染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有所怀疑时，我们必须要时刻警惕长远规划，在中国现在有10多亿人，如果让每人都能够获得清新的空气，我们就不要吸烟，减少油烟的排放，减少泄漏，我们要更多的关注以水为主的清洁化学合成过程，更多的使用清洁能源，而且我们更多的使用新技术，其实中国潜力是非常丰富的，中国的科技和创新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大。
我知道，《空气质量法案》也正在制定中，他们在确定减排目标，我们在1967年就这样做了，当时州政府被要求提高空气质量，联邦政府全力予以支持。当时我们这种模式没成功，所以，到1970年国会又做了一个联邦层面的计划，也就是州政府必须要采取更为标准，而不是更为宽松的标准，在标准更严格的情况，他们的压力更大，紧迫性更高，所以，更容易采取行动。我觉得中国也可以这样做，中国政府也谈到必须确保中国国民享受到清新的空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也是一个责任重大的事件。所以，我觉得中国未来一定能非常成功的解决空气污染物问题。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