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斯威尼：改变使用方式 提升能源效率

詹姆斯·斯威尼，美国斯坦福大学Precourt能源效率中心主任、管理科学及工程系教授，美国能源经济协会资深会士。

詹姆斯·斯威尼：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回到”中国来，我来中国的时间非常多，这也是我的荣幸。对于我来说，这是非常高兴的一段时间，因为过去几天我在北京，我在这儿睡觉睡得并不多，因为在这儿有非常非常多兴奋的事情要做。要感谢今天会议的主办单位第一次邀请我来到成都，成都是非常漂亮的一座城市。我今天想和大家讲的内容大部分都是从我的书里面的，非常感谢我的这本书能够和中国的读者见面。

《能源效率》这本书主要是关于美国能源的事情，并没有提到和中国相关的能源的事情，怎么有效的利用能源？在美国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2016年，我书中提到了非常多的概念，这对于中国来说也是有所帮助的，大家可以参照《能源效率》这本书里面的概念和观念，在中国使用有中国特色的方式，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观念来应用这个概念。

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让能源系统变得更加清洁，我们要改变能源消费的方式，现在我们一定要保证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仅仅是清洁能源的生产，而要更加关注先行的能源体系要更加高效、绿色，这就是《能源效率》这本书所讲的内容。在美国，能效问题不仅仅是和工程、技术相关的问题，不是说一堆的工程师们或者科学家们聚到一起说这就是最好的能源使用方式，这就能带来改变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如果要最好的使用能源的话会面临非常多的障碍，比如说市场，经济学家已经对这个市场做了一定的研究，政策方面的阻碍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我们在取暖的时候，当我们在用空调的时候，在用电视、电灯的时候，你们知道你们用这些东西的时候会使用多少能源呢？可能你们觉得不太多。大家在用这些电器的时候，看电视、开电灯的时候大家知道自己用了多少能源吗？知道的请举手。

大家知不知道这些能源的花费是多少，或者说这些能源对于气侯变化有什么影响？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就没有办法完全利用能源，因此我们面临非常多的阻碍和挑战。如果一定要提高能效的使用，我们一定要超越科技和工程学科的界限，一定要去研究人类的行为，看一下我们的经济体系。

有一个好消息，美国改变了美国能源使用的模式，1973年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能源危机，使得每个美国人，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个人等等都开始意识到能源是很贵的，而且能源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候都是安全的。大家看一下这条垂直的线（图示），之前所有的消费行业对能源使用都是一直在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非常快，无论是交通、商业用电、家庭用电对能源使用都在不断地增长。1973年的时候能源使用有一个小小的下降，现在我们的能源使用量几年前和1973年是相当的，很多人说难道美国的工业没有发展了吗？或者说发展速度减缓了吗？实际上我们的工业其实是以正常的速度在生产，这主要是我们采取了非常好的政策。中国的情况和美国情况非常相似，这得益于中国有非常好的政策，第一是美国的一些产业和工业它们现在有非常高利的产品转向了这些行业，现在美国的工业用更少的能源可以生产出更高质的产品，这是能源使用转变非常重要的因素。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通胀。我们有非常多的新型汽车，比如说飞机也会涉及到用电。像家庭用电，无论是电视、电灯、取暖等等，它们不管是在商业领域或者居民领域都能够提高能效使用，所以美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波动的情况（图示）。实际上在1976年之前美国的能源都是来源于化石能源，现在我们的经济在保持正常速度在发展，但是我们的能源消耗量是降低了。刚才朱棣文博士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对我们来说整个地球面临着很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中国的空气污染很严重，但是中国已经在取得进步了，如果我们想要继续取得进步，在哪些方面可以作出努力呢？那就是我希望在未来能够有一个大的转型，比如说气侯变化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是说某一个国家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经济的脱碳进程能够发挥的角色是什么呢？什么叫脱碳？就是让经济继续实现绿色发展，但是这过程当中要减少能耗。我分析方式就是Kaya identity的方式，就是GDP×能源使用。就比如说每一份GDP会使用多少能耗，我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因为它们现在如果要让环境变得更加绿色的话，实际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在短期内不会下降。

看一下我们到底用了多少能源，或者说每单位GDP用了多少能耗。能源的来源到底有多绿色？很多人认为能源在工业体系当中都是绿色的，但是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来源是绿色的，而且是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一定要降低能耗，或者说使用过程当中它是绿色的。如果说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就不会有国家提高经济发展，所以说我们要把每GDP碳使用的量以及每GDP能源所使用的量等等所有因素都要考虑进去。

在美国的经济当中，碳使用的密集程度在过去很多年相比降低了75%左右，在过去42年当中GDP单位使用碳的比例减少了75%，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十二、三年之前每GDP碳使用率非常高，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下降。第一个因素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单位GDP碳使用率是不是在能源危机之前就减少了？第二个措施就是提高能效，所有这些带来的结果就是每GDP单位能耗使用的变化。在允许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提高能效，灰色部分就是我们的“供应侧”，就是每个能源使用单位到底会排放多少二氧化碳。比如说风能、太阳能、地热能、水能、天然气等等所有的这些能源都会在红线区域内，所以我们非常关注能源的供应侧，但是在美国我们虽然说已经使得我们的能源侧变得更加绿色，但是我们大部分精力是放在需求侧，而不是供应侧。

Kaya identity的因素（图示），1960—1973年碳排放是非常高的，1973年以后，每十年我们就会有更好的进步，比如说每十年都会有不同的能源政策出台，越到后面每单位能效就会增加，慢慢改变能效使用政策。每单位能源使用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开始慢慢降低，可以看到在供应侧正在发生改变，而且供应侧的改革已经快于需求侧的改革。

供应侧能源市场改革是怎么发生的呢？比如说供应侧脱碳，煤减少，天然气增加，使得煤炭慢慢退出市场，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因素占到了50%，使得整个能源体系更加绿色。在美国，我们要去思考，如果我们想要更清洁的能源体系，我们必须要减少化石能源、化石资源的使用，必须使用生物制、核能、太阳能，这部分现在已经占比非常小了，未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更多的改进。过去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使得能源系统更加清洁，第二使得煤炭被迫退出市场，第三就是生物制、太阳能、风能等等可再生资源和清洁能源出现得越来越多。

我们必须问一下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发生了什么？首先必须要有金融方面的自然，金融却使所有公司的行为得到改变，如果不给公司或者用户任何补贴，让他们自己去承担的话，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加一个碳使用税，1973年的能源危机对我们来说影响非常深远，因为从那之后公司或者家庭用户就开始去改变他们的行为了。这就是他们在能源危机之后的改变（图示）。

这是微软所设计出来的功能图谱（图示），这是非常复杂的信息技术，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在建筑物的不同地方，可以让我们实时检测得到，同时这样的技术问题也能够帮助我们分析用户的行为，从而改变他们的行为。

当我们建立帝国大厦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和建筑商和租户之间就会进行合作，在合同谈判阶段就会特别的把建筑不同地方的能耗，包括共享汽车等等全部写进合同当中，纽约帝国大厦业主、租户、商户之间能实现更小的能耗。

比如说飞行，从1973年能源危机开始直到现在，飞行的每英里能源的能耗现在都在下降，主要是开发出了更好的引擎，更好的技术，更多的空气动力学技术的研究，这些所有的技术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这对于航空公司来讲会获得更高的收益，所以他们选择了这样去做。航空公司每英里能耗的减少实际上都是通过私营企业通过营收管理的方式来解决能耗上的问题。比如说通过其他的方式，甚至是改变机票的方式，比如说有机票里程或者其他的管理方式来实现能耗的降低。比如建筑资质的发放，政府的规定，或者我们鼓励使用更多的电动汽车或者低能耗的汽车，有不同的项目或者不同的方案都可以，不管是从电力销售或者市场的竞争，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美国和中国一样，如果我们想要提高能效的话，想要实现中国的能源目标，我们就需要不同的经济、技术、行为、监管等等所有体系行动起来，合作起来，保证经济在同样增速情况下能够保证整个经济体系的发展。

能见APP记者根据发言整理，未经本人审核。

会议：2017中美绿色能源高峰论坛

主办方：

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 (UCGEC)、中国西部海外高新科技人才洽谈会 (OHTC)、中国电机工程学会 (CSEE)、清华大学, 能源互联网研究院 (EIRI)、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协办方：

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浙江大学、协鑫能源、斯坦福大学能源俱乐部、四川大学、国际区域气候行动组织(R20)、硅谷华人能源协会、上海交通大学、北美华人电力协会、IEEE PES 旧金山分会、华北电力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中心等。